在解放战争期间，三万名日本士兵在第四野战军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源自黄埔军校网站，原名《我所了解的四野老战士》。

我们对那些在解放战争年代投身于医疗、护理和技术岗位的日本人士深怀感激之情。他们的参与，无疑加深了我们与日本民众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念。虽然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令人痛心，但那些支持我们的日本同胞，他们的善举同样不容忽视。

该发言出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56年6月27日接见日本代表团期间发表。然而，这段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鲜见于国内媒体，沉寂了近30年。直至近日，其背后那段历史才逐渐为公众所熟知。我无意间成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旁观者，更与几位当年四野的日本老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四野曾驻有日军。

1990年四月，我担任陕某师政治处主任之职，某日，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参与接待来自日本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

当我目睹日本友人重返中国，归宁至解放军的“娘家”，心中不禁困惑，难以解开这团谜团。尽管我对部队的历史和战报颇为喜爱，却未曾听说有日本血统的士兵曾投身于解放战争的硝烟之中。

当时，参与接待工作的团队中，有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的处长吕兴元，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的院长张宝林，副院长尚兴禄亦在列。此次接待的代表团成员阵容包括：团长……中村义光副团长福山三利、平野丹通，以及秘书长若生爱子等，连同团员本间雅子和幅敬信等人，共计17位成员。

起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曾在第四野战军的第十纵队担任过医生、护士或是宣传队员。代表团成员中，绝大多数曾投身于四平之战的烽火、三保临江的激战、四次挺进江南的征程，以及深入林海雪原的剿匪行动。黑山阻击战在锦州战役中，四野的百万雄师英勇入关，继而又投身于平津战役的激战之中。百万大军挥师南下，直至海南岛。张宝林和尚兴禄，在当年，便与日本籍的战友并肩作战，共度难关。

1953年起，这些四野日籍老兵陆续开始以日侨身份归国，37年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当年老部队的番号早已变更，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演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我所在的部队即是10纵前身，这些日籍官兵到我们部队，当然算是回娘家。

我们所接待的代表团，系自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以来，首次由原第四野战军中退役的日本籍官兵自发组织而成的一次旅行团。由此，这段历史被称之为“首次回娘家访问团”。

四野日军女兵

据史料记载，东北光复之际，众多日本侨民被遣返回国。然而，仍有部分日本人选择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九省十四个市的调查数据，初步估计的日本人数约为12016人，若将遗漏人数计算在内，总数介于31030人到33000人之间。军区卫生部拥有7200名日本人，军区军工部有2000名，军区军需部则有900名，而军区其他系统共有1500名。根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资料，至1949年，东总军工部所留用的技术人员中，日本人占比高达103人，占总数的超过50%。

梦中常惊醒于激烈战斗

四平、沈阳、长春、敦化、大连、开原、锦州、黑山等地。

这些久别祖国数十载的日籍老战友，尽管他们依旧能流利地使用中文，然而，经过近四十年的分离，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日本民族的含蓄、内向以及彬彬有礼的谦逊，使得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之间轻易便能划出明显的界限。

然而，随着这批老战士渐行渐近于他们曾经热爱的故乡，他们心中那抹中国印记逐渐鲜明起来。部队特意安排他们重返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原四野第十纵队野战医院二所，即如今的解放军第三十三医院，进行四十载的回访。每一位成员都郑重其事地做好了准备，佩戴着勋章奖章，着装整洁，精神焕发。踏入医院那一刻，面对数百名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挥舞鲜花、彩带，热情欢迎老战友归来，高呼“欢迎老战友回娘家”，访问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几位女团员更是激动地投入了欢迎队伍中女战士的怀抱，痛哭失声。

顶点的爆发恰在钱树根军长与宫永丰政委共同主持的欢迎晚宴之上。彼时，主宾双方不约而同地放下酒杯，齐刷刷地起身，情绪高涨，眼含热泪，共同唱响了那些年最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幅敬信和几位女团员更是激情难抑，径直离席，在空旷处欢快地跳起了东北大秧歌。

代表团抵达之地，乃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陵园，此地实为伤心之地。黑山阻击战，乃辽沈战役中至关重要的战场，亦是他们生平中所遭遇最为激烈、残酷的战斗。昔日，在这短短的三天三夜中，仅二所医院便成功救治了2000余名伤员。众多日本籍的医生与护士在此期间未曾合眼，甚至餐食也是在手术台上解决的。

代表团里的本间雅子总是洋溢着温暖的微笑，举止间流露出高雅的气质，仿佛出自演艺界或高等学府。在执行手术任务之余，她多次挺身而出，为重伤员提供输血援助，因而赢得了“万能输血者”的美誉。据透露，医院内几乎所有来自日本的医护人员均对伤员进行了输血。

雅子回忆道：“那日，连续三昼夜未曾合眼，众人一旦躺下便人事不省，疲惫至极，宛如行尸走肉。目睹那些断肢残腿、血流成河、命悬一线的伤员，我们却毫不犹豫地挣扎起身，投身于抢救生死相依的战友的行列中。”数十年后，这些曾在战场并肩作战的日本籍老兵，重返故地与昔日生还的战友们重逢于这片无数英灵永眠的土地，他们相互紧紧拥抱，泪如泉涌，悲痛欲绝地痛哭失声。

我的老战友们，作为前辈，向我这位晚辈娓娓道来，每当提及黑山阻击战，耳畔便立刻回荡起子弹与炮弹那震耳欲聋的呼啸与轰鸣。团长中村义光感慨道：“那些惨烈的战斗场景，我将终生难以忘怀。返回日本后，夜间入睡，时常于梦中惊悚醒来。”

中村义光与四野回想会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团长中村义光，这位温文尔雅、朴实的长者，在中国之行中始终神采奕奕，洋溢着饱满的活力，他从未显露出丝毫疲惫之态，在代表团成员中极具凝聚力。因此，我对他的过往经历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身穿四野制服的侵华日军成员中村义光，与他的妻子和长女并肩。

与中村先生的交往日益密切，且持续保持书信往来的同时，我逐渐深入了解了他的过往。1944年3月，中村应征入伍，加入了日军。次年8月，他担任了日本关东军7352部队的少尉。随着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中村与十余名不愿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士兵一同逃至吉林敦化。他们投靠了一支由流亡日军与当地土匪联合组成的武装势力。然而，1946年3月，“八路军”（即民主联军）进驻该地清剿匪患，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临抉择。经过一番交涉，他们最终决定放下武器，选择留在队伍之中。

中村虽非医术通晓之士，然而他在四野卫生部门长期担任会计一职。然而，战火纷飞之际，他却三次荣立战功，三次获评小功，如此成就即便在一线作战部队中也实属罕见。在全国解放之际，鉴于中村同志的杰出表现，上级曾一度考虑将其吸纳为党员。然而，鉴于中村同志将来将返回祖国的实际情况，这一计划最终被搁置。

1949年，身为连级（大尉）干部的中村，在组织的关怀下，与同在卫生系统工作的近藤清喜结连理。彼时，部队内仅有大校及以上军衔的干部方可申请结婚，而中村夫妇却得到了所在医院的特别关照，享受了结婚所需的各项便利。

1954年五月，中村夫妇带着两位在中国诞生的女儿重返日本。安顿于县政府所赐的公职之后，中村便着手利用自身能力，为那些返国后生计堪忧的昔日战友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1967年，随着那些归国的日本老兵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他们对于在四野时期所形成的深厚团队情谊的怀念却愈发深切。中村先生毅然决然地率先联络起散布于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战友，并成功发起了“回想四野会”。到了1970年3月，在富士宫市举办了首次正式的成立大会之后，“回想四野会”便形成了惯例，每年都会在日本各地轮流举办一次会议。

“回想四野会”成立之初，会员人数一度超过六百名。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部分会员因病或离世，现仅余一百二十余人。自1980年起，为了核实会员身份并传播中国老战友的消息，中村义光先生创办并发行了每季度出版一次的“回想四野会报”，这份季刊成为了维系昔日战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

“《四野会报》不仅记录了会员们的活动与战事回忆，而且主动评述时下热点新闻，尤其致力于探讨如何增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中村义光不仅创立了“回想四野会”，还一手策划了中日友好会的活动，并负责解放奖章授给事务局的工作。此外，他长期致力于无偿搜寻和援助在日本遗留的中国孤儿。

日本司机获选驾驶毛主席专列

首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一版中正式提及日籍战友的记载，出现在1998年10月出版的该书中。具体内容位于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部分，具体页码为138至141页。该章节详细记录了四野军初抵东北后，后勤系统中留用的日籍工人、职员、医生及护士的情况，并附有注释，全文共计876字。

以医疗行业人员居多。1946年伊始，东北地区便陷入了内战的风暴，迫切需要医疗人员的支援。当时，国共两党之间存在一项关于日本侨民的移送协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许多被送往共产党一方的日本侨民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所吸纳。这一情况促使东北民主联军亦开始大量招募日本人参与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记载，当时受到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中，有四分之一的身份为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卓著者非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莫属。林弥一郎当我部接纳这支关东军的精英部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之际，队伍中包含了20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72名机械员，以及近200名其他各类地面支援人员。这支队伍以这些日本籍官兵为核心骨干，凝聚而成。东北老航校培养中国空军人才。在此，共培育了160名飞行员，其中23位曾参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杰出人才，均出自这里。

实际上，自共产党踏入东北之地，那些被吸纳的日本侨民并非尽数投身军旅，随第四野战军南征北战。此外，有一批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的迫切需求而被派遣至全国各处，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团队，于1950年秋季，共有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专家及其眷属抵达甘肃天水，肩负起修建兰州至天水铁路的重任。1951年春，天兰线工程正式启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喜庆时刻，即1952年10月1日，该线路提前了整整八个月顺利通车。这批来自日本的铁路技术专家抵达天水后，除了承担天兰线的建设任务外，部分成员亦被调派参与兰新铁路以及山西铁路的修建与改造工程。

在众多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吉冈宽——这位曾服务于四野29后方医院的炊事员，以其传奇般的经历，尤为引人瞩目。吉冈昔年技艺超群，是一名杰出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落幕之后，他转战地方，加入了衡阳铁路局，继续担当火车司机的职务。1953年，毛泽东主席南巡之际，吉冈接到了上级交付的一项突如其来的重任，那就是在主席从长沙至岳阳的途中，担任专列的司机，负责将主席安全送达北京。当时，吉冈宽震惊得目不转睛，时至今日，他依旧将此视为自己一生中最为崇高的荣耀。

我们自豪青春留华。

中村先生在其自述中坦言，起初滞留此地并非出自本意，实乃无奈之举，权宜之计。特别是，他对共产党的疑虑与恐惧并未消散。

中村及其同批次加入中日混合武装集团的日本同仁，自被四野收留未久，便因朝鲜族战友的举报，那位昔日担任土匪首领的前日本军官遭枪决。中村和另外两名不谙共产党政策者，因恐惧而一同逃离，却旋即被迅速追捕归案。

“日本同志来自异国，他们的情感、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中与我们共同工作、生活，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他们的不安。在对他们进行指责的同时，我们更应给予他们反思的机会，使他们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昔日投身新中国建设行列的日本籍军人和官兵，其中像中村那样并非心甘情愿者，恐怕占据了多数。在铁路技术人员致力于建设天兰线的关键时刻，正值我国解放初期，他们曾强烈表达回国的意愿，甚至发起了联名请愿的“归国运动”。直至获得提供固定居所和设立日本人子弟学校的承诺，他们的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然而，自成为新中国建设者的一份子，那些日籍官兵的情感已与他们的中国战友深度融合。在参与天水铁路建设后，归国的日籍人士于次年便成立了“天水会”。

护士小木曾博子回忆道，当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她所在的部队受命从湖南启程前往丹东。然而，所有日本籍的战士却被告知需原地待命，或转入地方部队。对于年仅14岁便投身四野，征战全国的博子来说，她难以理解为何自己却不能随部队一同转移。

诸多归国的日本老战友，在回忆录中无不强调，当年解放军的纪律性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既深植于中国民众心中，也为日本媒体所广泛记载。

中村义光今日仍能流利地复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言道，即便在旧日本军队中，也曾存在类似的纪律规范，然而，它们从未如共产党军队那般被真正贯彻执行。此外，那些曾在日本军队里亲身领略过森严的等级制度与严酷体罚的人，若转入共产党军队，定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鲜明对比。

与我国情形相仿，昔日众多日本民众投身解放军的往事，直至近年方才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今，我为参与中国革命感到无比自豪，为将青春无私奉献给中国而深感骄傲。

一生的影响，最具象征性的言辞莫过于：“在那些岁月里，我的世界观逐步成形。我们与农民并肩，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穿梭劳碌。人民解放军教导我何种行为应予以追求。我心中铭记的，并非现时的中国，而是那解放战争时代的风华。”

若不了解这些日本老兵在归国后，历经中日之间复杂特殊关系的漫长岁月中所承受的委屈，恐难完全领会他们对中国所怀有的那份深厚情感。

1990年四月，在随“首次娘家访问团”同行之际，我注意到一个异样的现象：每次参观归来，这些资深的战友们便会迅速熄灯入睡。招待所内，所有房间同时熄灯，整个场所陷入了一片死寂，未见有任何娱乐活动的迹象。

直至与昔日的战友们促膝长谈，方始明了，这竟是他们归国数十年间所养成的一种独特习性。身为我军的一名日本籍成员，归国后却不得不在警视厅及其他各类组织的严密监控下生活。有些人甚至陷入求职困境，而上司与同事间的猜疑亦如影随形。

中村义光自离开日本已有三十年，未曾再提一句汉语，更是鲜有触碰过汉字。然而，在即将步入退休之年的前夕，他义务投身于对中日孤儿的救助工作中，那一刻，他流利的汉语和工整的中文书写让厚生省的官员们不禁为之愕然。

在那年28岁的盛夏，小木曾博子踏上归国的旅程。抵达故乡的第一日，五名警察便登门造访，就她在解放军服役期间是否遭受过侵犯一事进行了询问。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询，博子怒火中烧，断然反驳道：“解放军与日本军队截然不同，他们绝不可能做出那等卑劣行径！”

中村义光盼周总理履行承诺

昔年，四野的日本籍官兵均荣获了中国解放纪念章，其中许多人还荣获了各类军功章。在归国之际，中共鉴于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华的立场，为保障这批日本战友回国后就业与生计，特决定收回他们所珍藏的中国解放纪念章及军功章，并承诺在条件改善、环境好转之际，将归还这些荣誉奖章。

1972年9月30日，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中村义光便提笔向周总理致信，恳请补发或归还那些珍贵的奖章。他在信中诚挚地写道：“冒昧打扰总理同志，恳请谅解我的唐突。回溯至1972年9月29日，那是一个自1953年5月12日我们从上海港驶回舞鹤港，历经19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迎来中日建交的喜讯。自那日起，我们自中国归来，19年来饱受歧视的生活得以暂时解脱，我们期盼着至少能过上光明的日子。

“在告别祖国之际，中共负责收缴并保管了那些曾颁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以及部分个人所获得的西北、海南岛）解放纪念章。我们诚挚地希望，能够依照既定约定，将这些纪念章归还给在场的同志们。这些纪念章，无疑是我们在革命岁月中奉献青春的见证与奖赏。我们不求任何特殊待遇或养老金，只愿毫无保留地向后代述说，我们曾是这片土地上辛勤工作的身影，是伟大革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并将这段经历视为最大的荣耀。”

自首封书信寄出之后，中村及其同袍们历经九载春秋，持续不懈地提出申请与请求。在经过中国方面的深思熟虑后，决定弥补先前收回的勋章与纪念章。鉴于文革期间社会的动荡，众多单位所持有的勋章均已消失。经过各方的不懈努力，按照原貌复制的数千枚勋章得以补发至日本战友手中，满足了他们合理的诉求与迫切的期盼。

成品制作完毕后，两箱珍贵物品，由曾受邀访华的原四野东北航校教官、《航七会》会长林弥一郎携机返回日本。其余两箱则通过海运运送至日本，并交付给“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中村义光。随后，“回想四野会”成立了“中国解放纪念奖章授给事务局”，由中村义光亲自担任授给局长一职。在经过极为严谨的核实、登记会员信息、开展调查，并经过严格审查后，奖章终于开始发放。在此过程中，除了一些因病亡故或无法取得联系者外，共有1560名日本战友重新获得了这份荣誉证章。

在1982年5月25日的一个温馨的夜晚，歧山会馆内，“回想四野会”的聚会上，一群年过半百的长者们身着笔挺的正装，胸前佩戴着久违的解放纪念章，脸上洋溢着难以言表的荣耀与自豪。这一切，对他们而言，是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也是他们无上的荣耀。

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以来，那些曾参与解放战争的日本老兵已步入暮年。他们对中国、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怀揣着深深的眷恋，尤其对在第四野战军度过的那些日夜念念不忘，将其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陆续在日本创立了“中日友好和平会”、“回忆四野会”、“航七会”、“洛阳战友会”、“鸡公山战友会”以及“长城友好会”等十余个中日友好组织，致力于推动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

自九十年代起，由中村义光领衔的“回想四野会”成功策划并实施了四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日本籍官兵回娘家访问活动”。1998年，国防部长迟浩田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日本时，特地邀请了“回想四野会”的会长中村义光等老友，一同莅临中国大使馆共聚一堂。

日籍官兵投身于解放军的行列，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篇章，亦是一曲无意间织就的中日民间友好的佳话。如今，历史的篇章已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那些周恩来总理当年的话语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理应让更多的人得以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