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刘志丹、左权等三位建国前牺牲的先烈，全部入选“新中国当代36位军事家”，了解这份名单的朋友都知道，有个公认的、不成文的说法：能进入这份名单的，起底都是大将级别。也就是说这三位若没牺牲，进而顺利参加授衔的话，最低都是大将军衔。

那么，这三位大将级别以上的军事家，谁更接近元帅标准呢？

要达到元帅标准，各个时期的职务级别和贡献都是极高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时期）通常需担任过红军军团级或以上高级指挥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需担任八路军副师级以上（115师、120师、129师）或新四军军级、或相当级别（如总部重要首长）的高级指挥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需担任野战军（方面军）级或一级军区（大军区）级的主要指挥员。

对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重大贡献方面，在关键历史阶段有开创性、奠基性或力挽狂澜的贡献。

此外，代表性和平衡性也是一大因素，考虑各主要红军系统（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等）的代表性。

方志敏的主要贡献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根据地建设者，具有建军之功和开辟根据地等奠基性贡献，这点在早期客观来说堪比元帅的贡献。

方志敏曾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该军团由红十军与新红十军合编，寻淮洲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刘畴西任军团长兼20师师长），红十军团是红军主力部队之一。

1934年底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行动，1935年1月怀玉山一战失利，不幸被俘，同年8月英勇就义。

由于牺牲时间过早（1935年），未能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红军时期的职务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红十军团的最高领导，虽未直接负责军事指挥，但他作为卓越的政治领袖和根据地创建者的身份更为突出。

刘志丹的主要贡献是，陕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最高领导人，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落脚点。

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是陕北红军最高领导人）、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与徐海东搭档）。

1936年4月率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战役时，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与方志敏类似，主要贡献集中在红军时期，牺牲时间较早（1936年），未能经历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红军时期的地位极高，是陕北苏区的旗帜性人物，若未牺牲，在改编后的八路军中必然担任极其重要的职务（如120师副师长/政委，甚至更高），他的资历和贡献在陕北红军系统内是无人可比的。

遗憾的是牺牲过早，未能展现其在更高层面（八路军师级、解放战争野战军级）的指挥才能。

左权的主要贡献在于，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杰出军事家，在司令部工作、军事理论、战役指挥方面有卓越建树。

红军时期历任红十二军军长、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林彪任军团长），是红军主力军团的核心指挥成员。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辅佐朱德、彭德怀），实际主持八路军总部日常工作，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谋划者和组织指挥者之一，直接参与指挥了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

1942年5月，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反“扫荡”突围作战中，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壮烈殉国。

相较于方志敏和刘志丹，左权牺牲于抗战中期（1942年），在抗日战场上做出了卓越贡献，未能经历解放战争。

他是我军公认的具有高超军事理论和实战指挥才能的高级将领，最大的遗憾同样是牺牲过早，未能获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会。

那么，通过分析三位的履历，谁更接近元帅标准呢？

若论创建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当时在军中的地位看，方志敏和刘志丹更接近元帅标准，因为开辟根据地、创建军队是奠基性的贡献，遗憾的是两位均牺牲于红军时期，未能继续施展卓越的军事才能。

若论军事生涯持续时间和具体战场贡献，左权更为接近，因为他经历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虽然在抗战中期不幸牺牲，但他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有目共睹，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