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月份，在紧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并增补了教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教员步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行列。当时，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五名常委组成，分别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以及毛泽东。实际上，党中央总书记一职由张闻天担任，此即为遵义会议之后形成的中央领导核心。

此刻的刘少奇尚属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尚未能跻身正式委员之列。尽管他身居党内领导岗位，然而在排名上却位列十几名之后，鲜为人知。

观察刘少奇所担任的职务，不难发现他在党内长期专注于工会事务。这并非意味着工会工作无足轻重。实际上，共产党正是始于工人运动。然而，自1927年起，党的工作重心已从城市转移至农村，积极构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并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道路。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通常位于小县城、偏远乡镇或农村地区，与北上广等大城市相比，缺乏大型工厂，产业工人数量寥寥无几。尽管刘少奇于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依然负责工会工作，并担任中华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但组织的所谓工人群体，实际上已不再是传统的产业工人，而是包括小商贩、手艺人、苦力、裁缝、剃头匠、木匠等，他们普遍文化政治水平较低。

再者，三十年代，战争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众多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的人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崭露头角，积累了赫赫战功，诸如教员、彭德怀、林彪、陈毅、李先念等。而刘少奇并未在军队中服役，仅在长征期间短暂地担任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参与领导工作。红八军团是长征前夕匆忙组建的新军，成员均为中央苏区后期新招募的士兵。不久后，该军团被击溃，番号被取消，并入红五军团。随后，刘少奇又被任命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未能有机会积累战功。因此，从1927年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起，尽管刘少奇曾一度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但其工作并不那么显眼，也未能在党内占据核心位置。

即便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刘少奇依旧肩负着工会工作的重任，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一职。然而，那时的陕北苏区却是一穷二白，工业基础薄弱，工人数量稀少，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力依旧相对有限。

上文简要回顾了刘少奇在大革命溃败至长征落幕期间的个人历程，旨在阐明一点：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从工人阶级转向农民群众，从工人起义转向土地革命，刘少奇长期深耕的工会领域逐渐被边缘化。尽管他依旧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党内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然而，仅过了八年，即在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尽管政治局委员的改选需待中共七大时进行，但当时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自遵义会议以来的系列路线斗争而处于七零八落的状态，无法履行正常职责。事实上，只剩教员一人在繁忙中穿梭。中共中央政治局遂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以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作为过渡措施，在七大选出新的政治局前先行运作。这个中央书记处构成了中央领导的核心，党内的所有重大决策均由其做出，所有重要的指示也均由其发出。

中央书记处人数是多少？

仅有三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其中毛泽东担任主席，对书记处负责的中央日常事务拥有最终决策权。这一阵容相较于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更为提前，实际上已初步构成了中央第一代领导团队的雏形。

不仅如此，书记处之下设有两个关键机构——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辅助机关，发挥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担任宣传委员会的书记，刘少奇则担纲组织委员会的领导，这两大部门，宣传与组织，在中共内部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刘少奇在党内地位显赫，仅次于毛泽东，执掌着两大核心机构之一，并在党内重大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鉴于当时正值战乱年代，为确保党的各项事务及政策能够与军事行动实现更为紧密的协同，特决定任命刘少奇同志加入军委，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要职之一。

此外，为了确保各地区工作的领导统一协调，特别决定由刘少奇全面负责华中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而陕甘宁及晋西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则由任弼时统一领导。

此刻，刘少奇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此后二十余载，他始终位居党内第二把交椅，身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肩负着教员的传承使命，其地位稳固，历久弥新。

在抗战初期的短暂岁月里，长期投身工会工作的边缘人物刘少奇究竟有何卓越贡献？是否正是这些成就让他迅速攀升至党内第二把交椅？这一切都与他在这段时期所取得的两大显著功绩紧密相连。

发展华北

溯至1935年12月17日，一二·九运动余波未平，我国政治格局亦经历翻天覆地的变革。此时，中共中央甫抵陕北未久，便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在此次会议中，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策，任命刘少奇担任北方代表，肩负起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的重任，同时全权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党的最新政策。

这一事件标志着刘少奇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使他由原先在后方相对边缘的工会工作，转变为投身最前沿，为党的事业开疆拓土，为中共开辟全新的发展格局。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然而，由于通讯联络的不畅，加之国民党军队持续的封锁与围剿，对全国各党分支机构的领导力逐渐减弱。特别是自1934年中央启动长征以来，一度与共产国际及国内其他中央分局的联系完全中断。

鉴于中央苏区位于华南的核心区域，北方党组织接收中央指令的难度显著增加，以至于后来中央的同志们也是通过报纸才获悉陕北存在根据地及红军的讯息。

在北方，除了西北地区党的力量相对雄厚，华北地区中共亦保有一处河北省委，其办公地点设在天津。河北省委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实则合二为一，即“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河北省委即中共北方局，北方局亦即河北省委。著名的“12.9”运动正是在北方局的领导下蓬勃兴起的。在河北省南部，党还领导着一些规模虽小但具有一定军事基础的游击队。

鉴于北方局在较长时间内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失去联络，对瓦窑堡会议中中共战略方针的调整一无所知，加之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在党内仍具较大影响力，可以预见，已确立在陕北的中共未来发展方向必指向华北的广阔区域，涵盖陕西、山西、绥远、河北、山东等地。因此，派遣一位得力干将前往北方局，夯实基础，显得尤为迫切。

自1928年起，刘少奇便开始在顺直省委（今河北省委）履职，期间还曾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一职。他对北方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长期的白色区域工作更使他在地下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自长征伊始，他便与中央并肩作战，对中央战略的调整及组织结构的变动流程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派遣刘少奇负责北方局工作，实乃最佳人选。

自1936年初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以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身份，领导着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他的工作重点在于内部对党组织的整顿，以及凝聚人心，调整北方局的思想与工作导向。对外，则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央亦在西北地区展开统战活动。在我先前的文章中，也曾提及，统战是一项战略性的军事行动，它曾一度挽救了中共的命运，成功的统战甚至能够改写历史的轨迹。

北方局与中央，一东一西，相互联动，共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不仅为即将到来的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亦使在国民党残酷打压之下艰难求存的中共重获生机。

在此期间，刘少奇完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当时，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拘押着一群中共干部，他们大多是在30年代初，由于北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而遭到逮捕的。至1936年刘少奇接任北方局工作之时，仍有60余人被囚禁。在这批人中，包括了后来成为党内重要人物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鉴于党内部干部本就稀缺，尤其是缺乏具有北方工作经验的干部，若能成功营救这批同志出狱，无疑将极大地增强中共在北方的实力。

刘少奇随即向中央请示，迅速展开行动，成功将这批干部从狱中解救。随后，这些干部在中共建立北方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至六十年代，其中仍有四十位幸存，其中二十二位继续担任着要职。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及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领导职务。当然，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六十年代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处不对此事做详细阐述。

自七七事变爆发，直至1938年10月，我国历史进入了第二阶段。随着平津地区的沦陷，刘少奇同志在太原重新组建了北方局，并亲自担任书记一职。在此阶段，党的核心任务是全力开展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与八路军挺进前线并行，刘少奇便迅速将筹备和发动游击战争置于北方局任务的重中之重。八路军起初采取的战术为运动战，如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便是这一战法的典范。当时，在党内对于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是应采取运动战还是游击战，尚存在分歧。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的战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尽管如此，党内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支持运动战。

此刻，刘少奇已与教员的思想高度契合，他郑重地向中央汇报：干部与工作的核心应聚焦于乡村，致力于组织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刘少奇迅速在北方各省份展开布局，派遣人员前往平津、河北、山东、绥远等地，积极与各地方党部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开展抗日游击战。

在八路军参战的前三个月，主要任务还是支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彼时，我军尚无暇他顾，去创建根据地或深入敌后。若仅凭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力量，要想迅速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展开游击战，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刘少奇同志早早便着手华北游击战的战略布局，为日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并构建抗日根据地，遵循着一套成熟模式。鉴于八路军人数仅有四万余人，深入成千上万的乡村实属不易，若一旦进入陌生地区，由于对当地环境不熟悉，失败的风险极高。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在地方上发展党组织，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深入了解当地情况。随后，派遣军事干部至当地，对游击武装进行培训，巩固军事基础。最后，以主力部队作为中坚力量，在当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通过这样的策略，才能确保根据地的成功发展和壮大。

刘少奇早年便着手于北方各省的布局，致力于发展各地区的党组织，构建起了一幅强大的中共组织网络。这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四大北方抗日根据地的日后形成，播下了坚实的种子。在主力部队向东进发的过程中，刘少奇还不断推动各地中共组织的壮大与发展，其功绩不可磨灭。

成立华中战略区

随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稳步成长与日益稳固，1938年9月至11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六届六中全会，旨在回顾抗战至今的各项工作，化解路线上的分歧。对于刘少奇而言，这一时期亦标志着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一项关键决策：明确了“稳固华北，拓展华中”的战略布局。为何选择在巩固华北的同时，着手推进华中地区的开发？这主要鉴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当年十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华中及华南广大领土遭受重创，亟需在这些区域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构建新的抗日堡垒。

为确保该战略方针在组织层面得以顺利实施，中央作出决策，决定成立中共中原局，旨在强化党对华中地区工作的领导力度。

中原局由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等同志担任委员，其中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原局书记一职。涵盖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的党组织工作，均由中原局进行统筹与指导。

恰似在成立华北分公司不久，公司又着手创建华中分公司，刘先生被委以重任，担任华中分公司总经理，肩负起开拓华中市场的使命。

尽管刘少奇自延安带去了众多干部南下，华中地区的干部队伍依旧显得力量薄弱。为此，他着手举办各类干部训练班与党员培训班，此乃他的专长所在。作为党内资深的理论专家，他亲自为这些干部授课，为华中根据地的建设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

数月辛勤耕耘，中共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扩张，鄂豫苏边、鄂中、鄂西北、鄂东等地陆续组建了大小不一的数十支游击队。中原局亦倾力培养了一大批军事精英，陆续派遣了14支精锐队伍，总计超过4800人。以这些精英为核心，新四军的二师一部、四师和五师应运而生，部分骨干成员亦充实到了新四军的三师和七师。在中共的领导下，武装力量和党员人数均增至超过2万人。

中原局最为显著的功绩，便是成功构筑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中原局驻地位于河南，积极推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游击战。然而，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原局内部尚存分歧。最终，中央决定向东进发，直指江苏沿海，直至海疆。在高级干部思想尚不统一之际，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与中央决策高度契合。1940年2月，中原局发布了《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解决了长期困扰华中各级党组织的思想路线难题。

这一过程实属不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中原局同期成立的中共东南局。东南局由项英担任书记，领导新四军开展各项工作，同时管辖中共浙江省委、江西省委、福建省委、皖南特委、苏南特委以及苏皖特委，其势力同样不容小觑。然而，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解有所欠缺，对向敌后发展的战略部署不够得力，始终犹豫不决，未能及时深入敌后。他的路线与中央及中原局一直存在分歧，甚至曾严令陈毅的江南指挥部不得北渡长江，以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因此，新四军长期未能实现较大规模的扩张，军部亦困守皖南，最终不幸遭遇皖南事变。

刘少奇始终与中央的战略思想保持高度契合，他多次与广大干部进行深入交谈，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使得中原局的干部们思想统一，紧密地遵循中央的战略方针。这便是高超的领导艺术。在此过程中，他与项英多次发生激烈的争论，坚定地要求陈毅部北上渡江，协助南下八路军在苏北展开工作。中原局最初集中力量在皖东建立根据地，全力发动群众，深入区乡，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皖东根据地作为日后进军苏北的重要前沿基地，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皖东根据地的建立标志着中共战略布局的进一步拓展，随之而来的是向东部地区的进发，以建立苏北根据地。对于当时的中共而言，苏北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里农业与渔业兴盛，粮食、棉花、油脂、食盐等物资丰饶，为中共军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正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言，苏北的丰饶为中共军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我们无需担忧国民党切断军饷，剥夺我们的生计，或是对我们实施严密的封锁。

苏北之地，备受瞩目，日军与国民党军皆虎视眈眈。在此创建根据地，谈何容易。苏北不仅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率领的十万雄师，还有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部下，以及财政部税警总团陈泰运的队伍。国民党在苏北的影响力可谓是根深蒂固。

鉴于苏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显著强于新四军，1940年3月，刘少奇向中央提议，派遣华北八路军精锐部队，至少包括三个团，前往苏北支援作战。中央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言，制定了开拓苏北根据地的战略规划。随后，中央下令八路军总部，由黄克诚率领344旅及鲁南地区的部分八路军部队，南下以支援苏北根据地的战斗。

黄克诚部南下与新四军会师后，中共在皖东北集结了两万雄师。尽管这些部队分属不同系统，指挥体系尚未统一，然而在华中地区，已无一位大帅级人物可委以重任。于是，刘少奇临危受命，全面掌管华中地区的党政军群各项事务。

八路军挺进南方，新四军北上驰骋，南北夹击，最终在苏北地区实现会师，为中共在苏北展开战略布局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经过郭村守卫战和黄桥决战，中共成功压制了苏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使得自身在苏北地区成为最为强大的力量。苏北抗日根据地由此初步形成，并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然而，这仅仅是起步，若不稳固苏北的根据地，中共在苏北将难以立足。巩固根据地，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缺乏政权，中共的武装力量将沦为流寇。构建政权、开展群众工作是刘少奇的专长，他早已形成了一套长远的规划。

1940年深秋，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黄克诚部与陈毅将军汇合，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加强苏北根据地的巩固策略。经过深入讨论，最终确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1. 统战工作需深化，重点加强对地方势力及士绅阶层的联络与合作，以构建三三制政权。

2. 积极推动群众参与减租减息运动，以此激发民众支持中共抗日的热情。

3. 积极组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彻底清除反动势力的渗透和影响。

4. 深化党的工作，积极争取知识分子群体，并加强与我方友军的联络与合作。

正当此时，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领导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几乎遭受全歼。刘少奇同志率先得知此消息，并迅速向中央汇报。全党全军对此义愤填膺，中共中央随即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以挫败国民党发动的反共攻势。

此刻，刘少奇冷静地剖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提出中央应仅在政治领域全面发起反击，而在军事上则暂缓全面反攻。这一基于实际情况的提议，对中央在处理皖南事变问题上作出的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污蔑，将其诬称为叛军并宣布撤销其番号的举措，刘少奇当机立断，向中央发电，力主重建新四军军部。他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新军部成立后，刘少奇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其划分为七个师，总人数达到九万。新四军以焕然一新的姿态重返抗日战场，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士气，消除了皖南事变留下的阴影。刘少奇的这一系列积极举措，有力地稳定了华中乃至全国的局势。

新四军完成统一整编后，其管辖范围覆盖了原东南局的区域。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东南局虽名义上仍存，实则已名存实亡。鉴于此，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并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此举实际上是将华中、华南的全面管理权交予刘少奇，使他成为华中华南地区党政军群的最高领导者。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中共大部分力量掌握在手，麾下聚集了陈毅、粟裕、黄克诚、张云逸等众多杰出将领。

稳固了军心与民心之后，刘少奇随即投身于华中根据地的巩固工作中。巩固这一区域，关键在于充分动员千百万民众。而要动员群众，便需让他们深切体会到中共带来的实际利益。为此，刘少奇运用了他的策略——减租减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华中各根据地相继颁布了“二五”减租条例，并抽调了大量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一运动在华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中共在各个根据地的根基更加牢固，基层组织也深入到了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后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刘少奇经过山东时，再次运用了这一成功经验，解决了山东根据地发展停滞的问题。

刘少奇以其卓越的成就赢得了党中央的青睐，在开辟华中地区的过程中，为中共再立赫赫战功。1942年，党中央将他召回延安，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急切盼望刘少奇能够重返延安，协助自己，同时对于刘少奇一路上的安全亦分外关心，唯恐发生任何意外。为此，毛泽东同志多次致电华中局及彭德怀将军，指示他们务必做好刘少奇沿途的保卫工作。

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刘少奇再次立下赫赫战功。尽管1942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所成长，但主要领导人之间却始终存在诸多路线上的分歧。八路军山东纵队与115师亦未能实现有效融合，这阻碍了山东根据地的发展，未能满足中央的期望。在多次反扫荡战斗中，山东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中央决定委托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顺道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刘少奇不负重托，抵达山东分局后，便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先后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以及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进行了深入交谈，成功化解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刘少奇指出，山东根据地未能迅速发展扩大的关键在于未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导致群众动员不足。此外，他还协助山东分局纠正了肃反扩大化、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等复杂问题。刘少奇的到来，犹如山东根据地的及时雨，使其迅速摆脱困境，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在华北与华中地区成功建立抗日根据地，使中共拥有了辽阔的土地和千百万民众的坚定支持，正规军的人数亦激增至百万之众。这一成就，足以与毛泽东同志早年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若将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视为中共武装力量从无到有的里程碑，那么刘少奇同志在华北、华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便是将中共武装力量从1跃升至2的关键一步，其功绩显赫。正因如此，他在1943年跃居党内第二把交椅，并长期稳固这一地位，历时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