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对汪伪势力的上层工作，潘汉年与李士群悄然搭建了秘密的联系桥梁。

1939年，潘汉年抵达上海，着手拓展中共情报网络。彼时，他得知延安情报中枢曾对如何争取与利用李士群进行深入研究，并认为具备条件与他建立某种联系。于是，抵达上海后，在筹划如何在沪开展情报工作的同时，他始终对此事念念不忘。

李士群，对于潘汉年而言，乃是一位熟稔的人物。他原籍浙江遂昌，早年赴上海求学期间投身革命，并曾远赴苏联深造。三十年代初，他归国后投身特科工作，恰逢潘汉年于此部门担任领导职务。1932年，李士群不幸被国民党CC系特务逮捕，在自首后转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借此机会与另一名沦为CC系特务的中共叛徒丁默邨结识。

彼时，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方告成立，史济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莅临此地，坐镇指挥。他实施了一项极具破坏力的“细胞”政策，导致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遭受连番打击，接连遭受破坏。为此，中央特科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展开了一系列打击邪恶、清除奸细的行动。史济美本人亦未能幸免，最终被中央特科的“红队”成功刺杀。

在策划对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的刺杀行动中，“红队”成员精心部署。鉴于李士群与CC系有着密切联系，且与陈晴相识，组织决定让他出面邀请陈晴至三马路一家扬州菜馆共进晚餐，借此机会由埋伏路边的队员实施暗杀。陈晴不幸中弹倒地，李士群也假装被击中，待“红队”成员撤离后，他亦起身离去。然而，百密一疏，陈晴并未当场丧命。当晚，李士群便被中统方面逮捕。

被捕之际，李士群在牢狱中备受严刑拷打，尝尽艰辛，自此对中统怀上了难以磨灭的深仇大恨。

李士群获释后，急切地奔赴武汉寻求潘汉年的接洽，期望能够重返队伍。他坦诚自己在严酷的刑讯之下被迫承认了身份，但坚决否认出卖了组织与同仁，这一行为亦与当时组织的精神相契合。出狱之际，他没有选择投靠敌方势力，反而主动寻求与中共组织的联系，这表明他内心深处依然怀揣着回归党的意愿。然而，潘汉年却屡次回避，拒绝与他会面，这让他心中郁结难解。此后，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于当年“红队”行动不够周密以及共产党“薄情”的怨言。

极司菲尔路特工总部旧照。

上海陷落之际，李士群不仅脱离了组织，还与国民党特务结下了梁子，遂投靠了日本势力。随着汪精卫的投敌，伪政权开始筹备组建特务机构。时任特务首脑的李士群，自认资历尚浅，难以服众，于是邀请了老上司丁默邨加入，共同执掌“特工总部”的最高职位。

李士群起初计划，由拉丁默邨挂名以壮声威，实则自己执掌大权。然而，丁默邨抵达后，凭借与汪伪政权“三巨头”之一周佛海的留日同窗之谊，大肆敛财夺权，意图将李士群排挤至边缘位置。

李士群不愿仅为他人铺设成功之路，于是竭尽所能，终于将丁默邨从“特工总部”中驱逐。自此，他紧随汪精卫的脚步，官场得意，成为汪伪政权中权势熏天的人物。正因如此，他招致了周佛海的嫉妒，以及日本人的猜忌，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残酷的权力斗争。

鉴于当前的境遇，出于为自己保留退路的考量，李士群竭力克制自己，避免一意孤行。他曾加入共产党，后屈服于国民党，如今又投靠日伪势力。这既是他身处逆境、迫不得已的选择，也反映出他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相应的抉择。

因此虽然当了汉奸，但李士群也并没死心塌地，把事做绝。对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汪精卫政权的未来前景如何，他总是不断地观望，进行着盘算，一旦形势有变，自己不至于吊死在一棵树上。在这个动机驱使下，他和国民党的中统没有完全切断联系；同时又在暗中设法搭上中共的线索。

1939年深秋之际，李士群凭借人脉，向上海中共地下组织透露了他的意愿——愿与中共携手建立联系，并承诺将提供部分情报。此外，他特别指出，希望中共方面将胡绣枫视作友人，并委派她至其麾下工作，作为他与中共之间的联络桥梁。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接到李士群的讯息后，迅速将情况上报给了上级领导机关。

此刻，胡绣枫及其夫君李剑华正身处国民党大后方的上层，从事统战工作，他们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无人能在短时间内取而代之。胡绣枫提议，由她的姐姐暂代她前往李士群处。在南方局与潘汉年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派遣关露先行替其妹妹前往李士群那里。

不久之后，中共上海的秘密机构接到了来自中共南方局发来的、叶剑英亲笔签署的电报。电文内容简短至极，仅有一句：“关露同志，请火速前往香港与小廖会面，接受任务。”此电文由刘少文亲自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关露。

◆关露

1941年秋季，李士群将关露引入特工总部进行交谈。在此过程中，李士群透露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困惑：与重庆政府势同水火，而周佛海已与对方取得联系，为自己留了退路。他明确指出关露是潘汉年所派，期望能与曾在中央特科共事过的潘汉年取得联系，愿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关露静默聆听，通过对李士群态度的细致观察，她坚信李士群的表白源于肺腑。于是，关露向负责与她联络的老张汇报了自己的观察所得。她所提供的信息，确保了中共对李士群真实状况的准确了解，为潘汉年与李士群之后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基础。

为构筑与李士群的沟通桥梁，潘李首次相聚。

在双方建立初期，李士群并未向中共提供多少具有实质性的情报。潘汉年展现出了非凡的耐心，并未急于对李士群提出过高的要求。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军队攻占上海租界，使得“孤岛”的特殊环境不复存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形势与环境愈发险恶。李士群恰好掌控着该地区的伪军武装。因此，潘汉年着手拓宽与李士群的沟通渠道，并优先考虑对李士群进行更多的工作，以确保中共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能够顺利进行。

潘汉年深知要达成既定目标，唯有亲自深入一线，直接与李士群见面，以便密切观察其动向，从而灵活应对，制定后续策略。在此行之前，潘汉年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展开了一次深入的讨论。

经深入分析，他们得出结论，李士群当前的境遇实则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汪伪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李士群正遭受地位更高的周佛海的排挤；同时，日本人对李士群的猜疑与限制也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抵触情绪。因此，他亟需积极寻求与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以此展现自己的能力，确保汪精卫不会轻视他，并在与周佛海的纷争中给予他支持。

此外，根据最新消息，李士群不仅与关露及中共保持着联系，更是在与周佛海竞相拓展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不久前，李士群的“特工总部”在上海成功破获了一处军统电台。他运用所获密码向戴笠发送电报，试探蒋日双方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同时，他亦向国民党方面表态：“今后将停止对渝方人员的捕杀，敬请双方谅解。”

种种迹象显现，积极开展争取李士群的工作，实属必要，且有望取得显著成果。刘晓随即明确表态，江苏省委方面将全力支持并配合潘汉年的行动。

潘汉年并未轻率地露面，而是先行通过关露与袁殊进行了试探。李士群的回应颇为积极。随后，在袁殊的协调下，双方于约定的时间在上海愚园路的李士群住所进行了首次面对面交流。这标志着他们在分道扬镳之后的首度重逢。

在会面场合中，除了袁殊之外，与会者还包括时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试验区区长的胡均鹤。同时，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亦列席其中。

丁默邨、李士群

李士群带着一丝自豪、一丝戏谑以及一丝好奇的语气，对潘汉年说道：“昔时在共产党中，总言说夺取政权，如今我已是掌权之人，位居汪伪政府要职。那么，你如今在新四军中，又担当何等职位呢？”

面对此景，潘汉年内心涌起几分轻蔑，然而他并未将这份情绪显露于外。李士群察觉到这种开场略显不妥，便顺势转入正题，言道：“今后若有任何需要我协助之处，我定当竭尽全力。同时，我也期望各位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支持。”

李士群此番言论，显露了他寻求合作的意愿。此举奠定了双方沟通的基石，潘汉年亦积极响应：“我们对你的这一立场表示欢迎。”

最终，李士群提议，今后与潘汉年的联络事宜将由胡均鹤全权负责。胡均鹤，如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所忆，曾执掌共青团江苏省委的帅印；然而，另有一些文献记载称，他曾担任共青团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背叛党组织之前，胡均鹤亦与潘汉年有着密切的工作互动。

约莫两个月光景，李士群再度在上海府邸约谈潘汉年。这一次，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之前关于“援助”中共的承诺。李士群率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实施所谓“清剿”的军事行动计划，期望新四军能够有所防范。

李士群此次提供的情报，对于根据地的有效反“扫荡”行动至关重要，潘汉年对此表达了由衷的感激。

李士群用情报赢得潘汉年信任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租界尽数落入日军之手，中共的活动因而失去了依托日军未及完全掌控的“孤岛”这一有利条件。局势愈发严峻，潘汉年所掌控的张志申电台因遭到日方电侦的严密检查而被迫停播，随后，龚饮冰负责的情报点所依托的李白电台亦被日方识破。鉴于江苏省委领导在上海的处境日益艰难，中共中央曾指示他们务必迅速撤离上海，前往新四军控制的根据地。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再度通过电报指示，要求当时仍坚守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以及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等人，认真考虑撤离上海中共地下组织部分领导层的必要性。

鉴于安全因素的考量，刘晓选择了放弃经旧交通线前往根据地的计划，转而决定借助潘汉年的关系，开辟一条全新的交通线路。于是，他立刻与潘汉年商讨此事。潘汉年提出，借助李士群的“保护伞”可能更为稳妥；然而，对于李士群是否愿意合作，尚存疑虑，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出马与李士群进行洽谈。

在联络人员的引见之下，潘汉年再度踏入了李士群的府邸。一进门，潘汉年便开门见山地向李士群表示：“我即将前往新四军的根据地执行任务，身边将伴有几位助手同行。恳请你能够伸出援手，确保我们此行全程的安全无忧。”

“此事自无妨碍。未来我们或许需前往新四军控制区域执行‘清乡’任务，还望各位能够予以理解。此外，我亦期待与贵方加强情报交流。一旦我们有新的消息，将由胡均鹤同志转达与你们。”李士群语气轻松地回应道。

遵照李士群的提议，双方达成一致，决定在潘汉年抵达根据地后，仍通过电台维持双方的沟通。为此，胡均鹤精心编制了一本密码手册，并将其交付给潘汉年，以便其携带至中共华东根据地。

在1938年的那个岁月，潘汉年置身于延安之地。从右至左，依次为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

为保障潘汉年等同仁此行的安全与顺遂，李士群特地指派胡均鹤提前赶往镇江，进行周密的安排。待潘汉年一行抵达镇江并渡江北上，届时将有汪伪政权特工总部驻镇江的特工站成员负责全程护送。

在与李士群的交涉结束后，潘汉年立刻将相关信息传达给了刘晓。为确保一切万无一失，二人共同研讨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并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直至1943年1月，新四军总部南迁，落户于黄花塘，潘汉年方始迁居至黄花塘附近的大王庄村。在此，他得以与新四军军长陈毅、兼政委及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先生会面。

潘汉年向这两位领导详述了他在上海的履职情况。在对话过程中，潘汉年还就李士群与胡均鹤提出的与新四军实现“谅解”并展开“合作”的意向，分享了自己的评估与见解，并与陈、饶二位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陈毅与饶漱石均对潘汉年先前与李士群的接触交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们向潘汉年表示，李士群过往所提供的情报对新四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们认为，若能保持与李士群的联系，则无需主动中断，应继续维持这一关系。

潘汉年携胡均鹤编撰的联络用密码归队后，即将其转交给了饶漱石。饶漱石随即又将密码转至负责该项工作的赖传珠与胡立教手中。在他们的领导下，电台持续与李士群一方维持着沟通联系。

不日，潘汉年接任华中局情报部长一职。与此同时，华东根据地亦收到中央情报部的来电指示，要求潘汉年凭借华中局的力量，远程指挥上海情报工作，并恳请华中局在人力和物资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援。在潘汉年的倡议下，成立了以他担任书记的情报工作委员会，由潘汉年与赖传珠、胡立教共同组成，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华中地区情报工作的领导和指挥体系。

潘汉年被劫持见汪精卫

转眼间，1943年4月已经来临，种种迹象透露出，敌方伪军似乎正酝酿对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新一轮的“扫荡”。然而，由于与李士群一方之间的通信主要依赖胡均鹤编制的密码，联系异常不畅，导致根据地对我方可能遭遇的“扫荡”态势掌握不足，这对反“扫荡”的部署极为不利。

为此，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特地召见潘汉年，并敦促他迅速完成相关部署，以确保对敌方情报的收集力度得到有效增强。

潘汉年在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结论：鉴于当前局势，他本人有必要亲自深入敌占区。一方面，他将调整并部署当地的情报工作；另一方面，他急需与李士群取得联系，以期获取更多关于“扫荡”行动的情报。他将此想法告知饶漱石，饶漱石立即表示赞同潘汉年的提议。

在何荦的引领与护送之下，潘汉年巧妙地穿越了重重封锁线，秘密地抵达了上海。

抵达上海之后，潘汉年即刻与仍旧坚守岗位的中共情报工作者取得了联系。在他的亲自部署下，潜伏于上海的刘人寿向其汇报了近期上海的敌情与情报工作的具体情况。随后，潘汉年联络上了胡均鹤，这位曾负责他同李士群联络的人，表达了希望与他尽快会面的意愿。

胡均鹤迅速与潘汉年会晤，潘汉年见面之际便直言其意，希望直接与李士群进行会谈。胡均鹤对潘汉年表示，李士群此刻并不在上海，而是身处苏州。若欲与李士群会面，唯有前往苏州一途。潘汉年深知此次来沪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与李士群面谈，故而未作片刻迟疑，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次日便启程赶往苏州。

抵达苏州之际，李士群的家人告知他们，李士群已前往南京。尽管如此，家人转告，李士群临行前曾特别叮嘱，若遇紧急情况，可直接前往南京寻找他。

1938年春季，在广州，自左至右依次为夏衍、潘汉年与茅盾。

潘汉年屡遭失意，心中不禁起疑：李士群这次的举动似乎颇为异常。回想过往，两人在交往中通常是李士群较为积极；然而，此番潘汉年主动传话邀约见面后，李士群却显得消极，甚至有避而不见的迹象。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原因？

潘汉年对此感到难以确切判断，心中犹豫不决：若随胡均鹤前往南京，能否确保见到李士群？即便能见，那又会是怎样的局面？当前的情形，难道不是李士群有意为之的吗？

在稍作沉思后，潘汉年坚定了前往南京的决心。此前，在与胡均鹤的初次会面中，他已明确表示了与李士群会面的意愿，并随其一同抵达了苏州。此刻若在未与李士群谋面便匆匆离去，不仅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此次行程的主要目的尚未实现，未见其人，更未获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岂非白费了一番周折。凭借着多年的磨砺与经验，即便李士群有所欺诈，潘汉年也相信自己足以应对，对此，他充满了信心。

潘汉年随后便随胡均鹤一同前往南京。然而，当他们抵达李士群在南京的居所时，却未能发现李士群的身影。在李宅中，特工总部的一名负责人杨杰接待了潘汉年，并表示李士群因前往拜会汪精卫，故此他受命在此地等候潘汉年的到来。

在漫长的等待期间，李宅内人影穿梭，杨杰不厌其烦地将潘汉年引荐给几位造访的李宅的汉奸首脑，称其为“肖先生”，并强调他是李士群的好友。如此一来，潘汉年在南京的行程便极有可能被公之于众。

明显迹象已显现，这显然是李士群精心策划的结果，潘汉年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李士群此举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潘汉年虽绞尽脑汁，仍无法找到答案。既然既已抵达，他唯有耐心等待，观察事态如何演变。

一直等到了晚上，李士群还未出现，仍是由杨杰出面宴请潘汉年，宴后送他到一家高级宾馆休息，还派人陪他打麻将，直闹到深夜。在一定的层面上，有中共背景的“肖先生”到了南京，至此似乎已经无法隐瞒了。

翌日清晨，李士群终显身形。在与潘汉年的首次会面中，他并未触及与新四军的联络事宜，亦未探询对方的来意，反倒是率先对当下的局势发表了见解。他透露，目前日军对与重庆方面的交流倍加重视，意图借助重庆之力推动所谓的“和平运动”。

继而，李士群话锋一转，说道：“汪先生此刻心情颇为低落。他有意投身议会政治，听闻您莅临，显得格外欣喜，意欲与您一谈。”此言一出，潘汉年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谜团顿时豁然开朗。

一切尽在李士群的精心策划之中。他将潘汉年巧妙地引至南京，紧接着便抛出了底牌，这无异于将潘汉年作为人质，逼迫他与汪精卫相见。潘汉年此行的初衷，本是为了探讨与李士群保持联络的可行性，他心中所想的范围，不过是如何获取更多可靠且有用的情报。然而，李士群却突然将他拉入了一个充满未知与危机四伏的领域，这对潘汉年而言，无疑是一次毫无预料的意外。

在此刻，潘汉年虽对浅显的威胁反应迅速，却未能洞察其背后潜伏的狡诈；他确实察觉到了事件的重大性，然而并未将思考推进至一个必须从更高政治角度来解答的复杂难题。

若潘汉年是一位目光远大、洞察细微、擅长大局谋划的政治家，他必定会将这一切与彼时的政治大势，以及与日、蒋、汪三方的最新秘密接触和交易串联紧密联系；对于安排会面的深层意图，以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与影响，他必定能洞若观火。

潘汉年非也，悲剧由此生。

既已至此地步，潘汉年认为坚决拒绝与李士群一同前往会见汪精卫，或许并非上策。鉴于李士群此行必然事先与汪精卫有所沟通，甚至可能已经对汪做了某些承诺。若潘汉年执意拒绝，导致李士群的周密计划落空，使其在汪精卫面前颜面扫地，那么他因此恼羞成怒，采取极端行为，亦非全然不可能之事。

我独自抵达南京，个人的安危早已抛诸脑后。目前，首要任务是获取敌方近期可能对根据地实施“扫荡”的情报，这不仅是此次潜入敌占区的核心目标，更是关乎根据地安危的关键所在。鉴于此，与李士群的关系不宜轻易恶化，而若能满足他的某些要求，或许他亦会以更为宝贵的情报作为交换。

潘汉年凭借手中掌握的情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整合：李士群透露，汪精卫近期情绪低落，这或许源于日本人对他的暗中冷落，通过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的联络所致。因此，汪精卫渴望寻求一种平衡手段。得知潘汉年抵达汪伪势力范围，并有望促成其与汪精卫的会面，形势显得尤为微妙。汪精卫决定把握这一难得的机遇。他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显然能够向日本人展示自己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鉴于汪精卫的主要目标显然如此，与汪精卫的此次会晤理应风险可控，潘汉年如此评估。反而，他或许能意外获得宝贵信息，洞悉敌伪高层的关键动态。“不历艰险，怎见真章”？此刻，他内心可能正涌动着英雄主义的激情。

“汪精卫，可以与他会面。”潘汉年果断决断。显然，在此时此刻，依照常规程序请示汇报已然是来不及的。

南京事件使潘汉年生活受影响。

当日午后，潘汉年有胡均鹤相伴，乘车前往汪精卫公馆，一切事宜皆已预先安排得井井有条。

汪记“中央政治会议”的副秘书长陈春圃率先步入客厅，热情地迎接了潘汉年的到来。不久之后，汪精卫缓缓从楼上走下，与潘汉年亲切握手，随后二人落座，交谈随之展开。

笔者观察到，在尹骐先生的《潘汉年传》一书中，对于潘、汪二人的此次会面对话，作者进行了以下描述：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表示：“共产党断然不会投身于你们的议会政治之中，即便是那些所谓前来者，也不过是冒牌货色。上海的共产党人不会作为延安的代言人参与其中。然而，我愿意将汪先生的话语传达至延安。在我看来，延安方面是不会放弃在重庆的参政会席位，转而加入南京的议会会议的。”

汪精卫续言：“恰逢良机，若能携手同行，虽道路各异，终能殊途同归。我恳请共产党避免与蒋介石联手。唯有与我方合作，方能拯救我中华。”

最后，汪对潘言道：“你返程后即刻与李士群取得联系，日后联络事宜亦请由他负责。”

潘汉年在临别之际亦对汪言：“新四军的壮大发展乃大势所趋。若未来你与日方合作遭遇困境，需另寻他途，新四军绝不会对你心生芥蒂，定会留你一条后路，让你得以从容转身。”

潘汉年与汪精卫之间的这些言论，虽未详尽确凿的文字记载作为佐证，但从其内容分析，实则并无实质性内容。毕竟，两人相会自当有所言谈，而此等会面亦鲜少涉及具体议题。故而对上述叙述的精确性，大可不必过分执着。

汪精卫与潘汉年的相遇，其意义并非仅在于双方具体讨论了哪些内容，关键在于这一会面本身及其所蕴含的政治姿态性。一旦这一事件被广泛传播，其所引发的影响和公众反应便尤为显著。此外，汪伪政权和国民党方面，在事后均对此事进行了各自的利用和解读。

1949年10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坚定领导者与工作人员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前排右三的位置尊崇地站立着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此次赴南京，停留时间总计不过两天。这次南京之旅，对他来说可谓空手而归，满载遗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尽早返回上海。归途中，依旧由胡均鹤伴随左右，负责护送。

在这段期间，竟发生了一件潘汉年始料未及的事件。潘汉年与汪精卫的会面刚刚结束，中共在汪伪政权内部安插的一条秘密线人便迅速获悉了这一信息，并立刻将此情况报告给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刘长胜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遂即刻向华中局发出了紧急电报。当时华中局的负责人饶漱石接到报告后，不等潘汉年返回以核实详情，便与曾山联名向延安的中共中央发出电报，告知他们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的消息。中央对此事一无所知，或许他们认为如此重大的事宜，潘汉年不会未向中央请示便擅自行动。考虑到敌方不时散布中共与日伪秘密接触的谣言，中共中央回电华中局，告知他们不必轻信这类所谓秘密会面的谣言和挑拨。

潘汉年抵达上海不久，李士群便紧随其后。他找到了潘汉年，并告知潘汉年有机会结识一位日本军方人士。这位军方人士正是李士群的军事顾问，同时也是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的都甲大佐。李士群进一步介绍道，都甲大佐负责津浦、沪宁一线的“清乡”工作，与他见面并交谈无疑将有助于了解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潘汉年与都甲大佐的会晤，是在北四川路一座隶属于日本军官的公寓中举行的。此次会面的引导者，正是胡均鹤。在会话过程中，都甲大佐向潘汉年透露了一则信息：只要新四军不对津浦路南段的交通构成威胁，日本方面愿与新四军维持一种缓冲性的关系。

都甲的话语让潘汉年意识到，尽管日本人时不时地摆出“清乡”、“扫荡”的架势，但实则正深受兵员短缺之苦，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正暗中调整策略，将近期目标缩减至确保铁路交通线的安全畅通，力求避免与新四军交战，以免损耗自身有限的战斗力。

与都甲的会面，潘汉年深感其中颇具收获。

数日之后，潘汉年做出了重返淮南根据地的决定。在告别上海之前，李士群再次与潘汉年会面。李士群向潘汉年表达了期望，希望未来能持续保持联络，互通情报。

此次交锋，潘汉年对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对手的用心深表疑虑，他意识到自己先前对李士群的评估有所不足，今后必须对他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在此次会面中，潘汉年对李士群仅是敷衍了事，并未再作出任何承诺。

潘汉年此次抵达上海，另有一项重要使命，即对因可能长期缺席而无法亲自坐镇的上海情报工作做出进一步部署与指导。临行之际，他与张唯一、刘人寿等同仁进行了会面，并对相关事宜进行了详尽的交待。

此后，潘汉年继续在胡均鹤与刘毅的护送下，重返上海，最终抵达淮南的新四军根据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上海与南京之行，潘汉年虽有所得，但心中却笼罩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他愈发深觉自己被李士群欺骗与利用，内心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苦楚。尤其是每当回想起与汪精卫的会面，不知将带来何种后果，他不禁感到忐忑不安。

重返根据地之际，潘汉年仅向饶漱石等同志通报了上海局势，并提及日伪军“扫荡”计划短期内不会有重大行动。然而，他并未透露南京之行的详情，亦未向饶漱石等领导同志报告。自此，潘汉年心中留下了一片难以消弭的隐痛。

数月之后，李士群因敲诈勒索周佛海，双方矛盾愈发尖锐。周佛海在日本人面前对李士群进行诋毁，而日本人亦因李士群掌握兵权过重，且其与国民党、中共之间暗中联络，对他心生疑虑。终至，日本人决意铲除这位令他们难以掌控的潜在威胁。在一次宴会上，日本人将阿米巴菌混入李士群的食物中，致其毒发身亡。

潘汉年与李士群之间维系已久的神秘联系，亦随着李士群的毒发身亡而画上了句点。

李士群与中共拉拢关系的背后，实则意图借助中共的力量，以增强自己在汪伪集团中的权势和利益争夺资本。相较之下，胡均鹤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各异，他通过多行善事，旨在赢得革命阵营的谅解与宽容，为未来局势变化时保留一条后路。这使得潘汉年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既充满挑战又充满危险，需费尽心思。在这场利用与被利用、成功与失败的交织中，其中的甜酸苦辣，唯有亲历者方能深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