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1896年在福建龙岩县东肖镇龙泉村的土地上呱呱坠地，他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开创人，也是那里的杰出领导人物。新中国一建立，他就挑起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重担，后来还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子恢这辈子，就是革命的命，一直在战斗，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他实实在在为人民办事，做人做事都光明正大，有一说一。下面讲讲他关心老百姓生活的几个小故事。

要想把根据地建得稳稳当当的，首先得从农民兄弟最关心的事儿干起，得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比如推动减租减息这事儿……

1941年5月2号，毛主席给陈毅和刘少奇发了电报，同时也通知了彭雪枫，说是因为张爱萍提了个请求，所以就答应让他把邓子恢马上调到淮北路东那边，去负责党政的工作。

接到任务，邓子恢马上拉上梁国斌、张凯、黄明东他们，从淮南动身，一路经过淮宝那些地方，最后在高良涧坐上了船，直奔洪泽湖的西边。

一路上，他总是留心观察老百姓的难处，亲眼看到渔民穷得不行，日子过得非常苦：穿衣服上，好多男人光溜溜的，有的大姑娘就拿块布随便裹一下；吃的方面，家里一粒米一滴油都没有，就靠锅里煮点小鱼小虾填饱肚子。

◆说到邓子恢这个人啊

邓子恢一看这情景，心里头憋得慌，特别不是滋味。他一直觉得洪泽湖这块地方，号称“鱼米之乡”，没想到渔民的日子过得这么苦。他觉得这都是那些内外的坏蛋给闹的，只有把这些吸人血的坏蛋给打倒了，结束这种人剥削人的老规矩，大家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他打定主意，要带着军民一起，把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给改善改善。

1941年6月份，中共皖东北区的领导们在洪泽湖西边半城镇边上的孙园村，找了一片柏树林，开了个党员积极分子大会。邓子恢来了，他给大家带了华中局和刘少奇关于在皖东北搞群众运动的指令。他用简单易懂的话，还举了不少工作上的例子，讲得很明白，说领导农民搞减租减息，让农民日子好过点，再让农民在政治上压过地主，这些对咱们抗日根据地的站稳脚跟和往大里发展都很关键。

会议结束后，邓子恢跟大家一块儿琢磨，觉得：“要想根基稳当，咱得先从农民的实际好处下手，鼓动大伙儿减租降息，把那些地主的武装换成咱农民的，再建个农民协会，让农民在村里说话算数。”他又特别强调：“各级的地方队伍得赶紧调整，把那些不靠谱的人踢出去。”另外，他还提议：“四师那边能不能派些懂军事的干部，来当区里、乡里地方队伍的领头人。”

邓子恢站在中间，跟刘瑞龙、彭雪枫、张震和吴芝圃几人在洪泽湖边的大王庄照了张相。刘瑞龙在最左边第一个位置，彭雪枫紧挨着他在左二，张震在左四，吴芝圃在最边上的左五。

会议结束后，邓子恢立马行动起来，带着党员干部们，还有从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过来的400多位同志，一起组成了多个工作小组。这些小组分散到了各个县、区、乡，实实在在地搞起了群众活动。他们先鼓动大部分农民加入农会，然后趁热打铁，建起了农会、工会、妇女会、青年抗日协会，还有儿童团。同时，他们还组建了民兵队伍，训练了一批拿枪的民兵骨干，这些人都成了保护根据地的得力助手。为了改善农民生活，他们还搞起了减租减息活动。先是广泛动员大家参与，大部分地主都主动减了租。但那些不愿意配合、死硬到底的恶霸地主，邓子恢就带着群众跟他们斗。当然，对那些愿意配合的地主，比如在当地挺有威望的陈萌南，他主动减了租，大家就都夸他是开明地主。后来，陈萌南经过考验，还当上了边区的参议长呢。

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农民和渔民们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日子好过多了，心里也亮堂起来，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支持更大了。他们积极报名参军打仗，热心优待军属，这种热情越来越高涨。这样一来，皖东北的抗日根据地也越来越稳固，规模也越来越大了。

从老百姓的来信中，我们能直接了解到他们的心声，这对我们用好党的政策、帮助干部改正错误、掌握好运动的节奏特别有帮助，真是太有价值了！

1951年快到12月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那次大型会议的要求，咱们党内和国家机关里头，就开始搞起了反贪污、反浪费、还有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活动。同时呢，在全国那些做资本主义生意的老板们中间，也搞起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对偷国家的东西、反对干活时偷工减料，还有反对偷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按照中央的安排，邓子恢作为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头儿，那是真不含糊，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带着全区百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这项运动。到了11月30号那天，邓子恢亲自主持了中南直属机关干部的大会，他号召大家紧跟党中央增产节约的步伐，得全体行动起来，定好计划，互相监督，对那些贪污浪费的行为，必须严惩不贷。会上还决定成立个中南增产节约的领导小组，专门来管这事儿。

12月中旬的时候，邓子恢牵头开了中南局的一个急会。他说，“三反运动”就是要明确区分无产阶级和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想法。他强调，各级领导得打头阵，带着大家动起来，深挖贪污、浪费还有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另外，还得建个强有力的反贪污队伍，争取一举拿下这场斗争。他还专门就这些安排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很快，中央就把这报告转发给了各个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说：“这报告写得挺好，分析得透，决心也大，办法也周全，好多地方还能给中央以前的指示添彩。”

邓子恢在中南地区主导这场运动时，一直紧跟党的群众路线，凡事都亲力亲为。他每日都会到增产节约委员会，自个儿听下属汇报，巡查各部门、各地方的进展，一旦碰到问题，立马就想办法搞定。

邓子恢每天都会忙着看各种人寄给他的告状信。

按照老规矩，信件资料得先送到邓子恢那时的秘书鲁亚夫那儿，普通的事儿就直接让去处理了，只有特别重要的才会送到邓子恢那儿让他看。但这次不一样，邓子恢特地悄悄吩咐：“每一封都得送到我这儿，还得编上号存起来。”

这样一来，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子恢变得更加繁忙了。有时候，饭点都过了，他还在全神贯注、争分夺秒地批阅信件，秘书没办法，只能让工作人员把饭菜直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那段时间，邓子恢的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到深夜，秘书心疼他，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群众的来信很重要，能帮我们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纠正干部的问题，还能让我们掌握运动的节奏，这太有价值了！”

因为不分昼夜地拼命干活，累过头了，邓子恢那段时间得了肺炎和肝炎。大夫劝他先放下工作，换个地方养养身体，可他都给回绝了，硬是挺着病体继续工作。没办法，秘书只能每天把必须吃的药放在他办公桌上。不过呢，事情实在太多，他经常忙起来就忘了吃药，秘书只好时不时提醒他、催着他，亲眼看着他吃完药才去忙自己的活儿。

很不容易的是，邓子恢居然亲自写了封信回复给举报人，用来表达他的鼓励和谢意。

◆邓子恢正在见那些来拜访的老百姓。

有时候，邓子恢身体真的撑不住了，就会让秘书坐在旁边，他躺在藤椅上，口头告诉秘书怎么回信给群众。他跟秘书说过这样的话：“群众写信来反映问题，那是信任咱们党，支持咱们党，咱们绝对不能有一丁点儿的不重视。”

另外，邓子恢在办公室里头，还特地接待了那位举报奸商和贪污的人的李环珍。他认真地跟她聊起了中南局行政处会计跟奸商联手偷国家东西的事儿，并且当场就给打了电话，让他们赶紧去查清楚处理掉。邓子恢夸奖李环珍有保护国家财产的好心，还让她以后也要继续跟那些坏人斗下去。

“一七零”这个特别邮箱用了很久，它是邓子恢为了方便和老百姓沟通，搭建的一个直接相连的“纽带”、一个重要途径。在指导中南地区的“三反”“五反”运动时，这个邮箱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因此获得了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评。之后，在司法运动的改革中，它也继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农民要是留点儿自家的地，就能自个儿做主生活，不用全靠干部来决定咋过。这样一来，也能大大减少被强迫干这干那的情况。

在推进农业合作化那会儿，邓子恢部长是中央管农村工作的头儿。为了让农民朋友们日子过得好点，特别是能吃上自家种的菜，他支持社员们按自己的想法留一小块地自己种，挣的钱也是自己的，不用跟大家伙儿分，这就是“自留地”的由来。到了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个章程草案，是邓子恢带着人修订的，里面说了：“为了让社员们能种点菜啊啥的，得让他们有点小块地自己鼓捣。”还明确了，每个人分的自留地最多不能超过村里人均地的百分之五。不过，后来人民公社化那会儿，有的地方把自留地给取消了，结果对农活和农民日子都不太好。邓子恢一看，不行，得恢复自留地。1959年6月16日，他在中南海游泳时碰到了毛主席，一听主席说自留地这事儿得看情况办，他回去立马就给主席写了封信。

1956年的时候，邓子恢（站在右边第二个位置）陪着毛泽东，一起会见了来自福建龙岩的老革命家张龙地。

在信里头，邓子恢实实在在讲了为啥得留着自留地和那“百分之五”的地。他觉得，留着自留地对生产好，能让农民们想买啥农产品就买啥，还能让市场更热闹。他写道：“留百分之五做自留地，挺合适的。咱们国家现在有16亿亩地，这么算下来，自留地也就8000万亩。这8000万亩地啊，能给5亿多农民提供蔬菜。还能让大家养养猪、鸡、鸭啥的。这样一来，至少5亿多农民就不用跟市场上抢买副食品了，有的人家还能拿出点副食品来卖呢。我觉得这法子挺划算的。”他又举了例子，说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地少人多，每人分到的地才1亩，有的才七八分，看着留百分之五会影响集体生产。但其实没啥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比例留的，不是死板规定每人每户留多少，地少的地方，自留地自然就少。他还拿自己家里的情况说事儿，说革命前他们一家六口，每年就种3分地左右的菜园。这3分地菜园要是种得好，不光蔬菜够吃，还能种点地瓜、大薯、毛芋啥的养猪。所以，每人分地留百分之五做自留地，挺合适的。只要把这5亿农民的事儿安排好了，咱们的市场就稳稳当当的。他又说了：“农民留点自留地，就能自己管自己的生活，不用啥都靠干部，这对防着强迫命令也有好处。”

邓子恢写的这封信，里面既有数字也有实际例子，既讲了大的方面也没忽略小的细节。他对农业问题那是摸得透透的，分析得很到位，毛泽东看了后很赞同。就这样，自留地被留了下来，它那种经营灵活、作为重要补充的好处也显现出来了，带来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处。

默默无名建桥便民留美谈有个英雄，他没留下姓名，却为老百姓建起了桥，这事儿传为了佳话。他不图名利，只是默默地付出，用尽心思设计了一座坚固又实用的桥。这座桥连接了两岸，让原本隔绝的人们能够方便地来往，大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他的事迹很快就在民间传开了，人们纷纷称赞这位无名英雄的大善举。虽然没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但他的善行却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中，成为了一段流传久远的美谈。

从1964年11月开始，邓子恢有近两年的时间都在忙“四清”工作。这里说的是他接到任务，跑到广西临桂县的武通镇搞“四清”。在那段时间，他悄悄地给老百姓造了座桥，这事儿传为了美谈。

武通镇那边有条河，拦着个村子，村民想出村得排队走一座竹竿搭的桥。这桥老旧了，好几次差点把人晃下水。那时候条件不好，桥破了就得修，尤其到了雨季，河水一涨，全村人就只能干瞪眼或者走几十里地去绕远路。要是谁家有人突然生病，那更是急死人，根本不敢上那桥，常常因此耽误了治病。1954年夏天，这事儿可严重了，关系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安全。全国防汛总指挥邓子恢一直盯着天气和水情。那座小桥，真是让周围十几里的老百姓头疼了好久。

1954年夏天，邓子恢担任全国防汛总指挥，他整天盯着天气情况和水灾形势，不敢有丝毫松懈。

邓子恢得知消息后，心里一直放不下，就偷偷溜达到了江边。他打量了下江面的宽窄，又在江岸上踩了踩地，顺手抓了把岸上的红泥巴，使劲捏了又捏，然后就默默地走了。这一路上，他心里头老翻腾着，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回到住的地方，邓子恢坐在桌前想了好久，然后拿起笔开始写信。在信里，他把这儿的难处和农民们迫切的希望都说得很清楚。写好后，他把信封好，在信封上写上让国家计委转交给财政部某某人亲收的话，接着就让秘书把信寄走了。

没多久，一小笔专门用来修桥的钱到账了。在一个深秋的早晨，周边村子的人接到了去江边集合的通知。县上的头头们来了，乐呵呵地跟大伙儿说：“咱们这儿要建一座水泥桥啦，以后过河就不用胆战心惊地走竹桥了。”听到这个消息，来开会的人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到处传扬。上学的娃娃们更是乐开了花，又唱歌又跳舞，一片喜气洋洋。

邓子恢（照片前排右边第三个）亲自到广西的基层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第二年春天，花儿都开了，那座宽4米的新桥也建成了。桥面是用水泥铺的，又平又亮，桥墩在两岸立着，又粗又稳。在大家的喝彩声中，一辆拖拉机稳稳当当、慢悠悠地开过了新桥，这就告诉大家：以前那种走竹桥过河，心里七上八下的日子，彻底结束了！

这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但邓子恢却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急匆匆地被叫回了北京。事情是这样的，他已经被调到全国政协去工作了。之前，他靠着在财政部的人脉，好不容易给武通镇的群众争取到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但也算是帮了大家一把。这回，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用这关系给乡亲们办好事了。因为他得回北京参加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

之后，邓子恢就再也没踏上过这片充满热情的土地，不过那座桥梁却深深印刻在了老百姓的脑海里。他们不清楚建桥的具体缘由和经过，也不了解那位六十多岁的“老李”（邓子恢当时的化名）究竟来自哪里，但他们心里明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他们搭建了这座桥。

这篇文章是《党史博采》的独家之作。咱们来聊聊这篇文章的内容。它里面讲的都是些关于党史的事儿，但可不是那种老生常谈，而是有新鲜角度和深度挖掘的。文章里，历史事件被一一拎出来，用新的方式给咱们讲述，就像是给历史换了个新衣裳，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啊，这文章用词简洁明了，没有那些拐弯抹角的表述，读起来特别顺畅。它就像是咱们平时聊天一样，把党史里的那些大事小情，都用大白话给咱们说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虽然表达方式变了，但文章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可没变。它还是在讲述我们党一路走来的那些不易，以及我们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所以啊，咱们读这篇文章，不仅能学到党史知识，还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爱国情怀。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就是《党史博采》用心打造的一篇佳作，值得咱们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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